如何守住教育的「公平底線」？

近年「殺校潮」來勢洶洶，由幼稚園蔓延至中小學，彷彿已是出生率下降下無可避免的陣痛。然而，在縮班殺校的行政效率討論背後，一個更根本的社會公義問題正悄然浮現：我們是否正在塑造一個默許犧牲基層孩子向上流動機會的制度逐漸成型？

首先，我們必須釐清一個被長期誤讀的概念：「弱勢學校」。社會至今對何謂「弱勢學校」並無共識，這個標籤卻往往與Banding低」混為一談。正如近期本港報章一篇討論「弱勢學校」的文章所指出，當「弱勢」成為慣常用語，它不再只是對資源或學生背景的客觀描述，而演變成對辦學質素的負面暗示。許多接收基層、單親或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童比例較高的學校，默默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責任。他們絞盡腦汁「因材施教」，努力做到「一個也不能少」，這些付出卻在標籤之下，被輕易折算為「理所當然的不足」。這不僅是對學校努力的貶抑，更是對學生尊嚴的傷害。

更核心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高估了「個人努力」在現今教育競賽中的作用？社會普遍信奉「勤力就得」，但這個信念在現實面前顯得愈發蒼白。表現優異的學校，其學生家庭在教育上的「內卷」程度，早已遠超校園本身。從天價補習、五花八門的興趣班，到鋪路多元升學的海外交流，這種家庭背景帶來的「軍備競賽」，絕非單靠學校或學生的努力就能追趕。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德
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的觀察一針見血：當代教育體系，正在生產大批的「陪跑者」，用底層的巨大付出，去烘托頂層的華麗光環。當一方連穩定的溫習空間都成問題時，另一方已在利用AI進行個人化學習，這場競賽的起跑線，早已劃在校門之外。

因此，將改善「弱勢」的責任單純歸於學生個人則極不公平。這究竟是誰的責任？是資源匱乏的家庭？是標籤之下舉步維艱的學校？還是整個社會與政府？當我們的主流論述仍停留在渲染「努力就能成功」的迷思，實則迴避了結構性不公現實。當下教育的困境所反映的正是香港這座國際都會如何面對「弱勢社區」的態度：是真心扶持，還是僅僅提供一個看似公平、實則差距懸殊的賽場？

教育，本應是社會流動的階梯，而非階級複製的篩子。面對殺校潮，我們需要的不是只懂計數的行政官僚，而是敢於直面不公、守護公義的政策制定者。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關閉多少間學校，而是如何為每一個孩子，特別是那些在起跑線就已落後的孩子，創造一個看得見希望的未來。若任由這座名為「教育」的橋樑繼續傾斜，傷害的將是整個香港社會的未來。

社區同行基金會 梁文武